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史综述－赖德霖

从宏观的叙述到个案的追问：
+ {5 I( j$ b& l" @- M" A近十五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评述

" H3 W2 G. C6 B* P+ C, @6 D5 N——献给我的导师汪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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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1 Z$ [9 C/ n4 ^赖德霖


+ u- E/ |9 M+ |  E" d5 p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 中国城市建筑的现代化问题吸引了中外学者广泛的注意，而且中国国内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体，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汪坦先生和日本藤森照信先生主编的包括有十六个大中城市近代建筑普查资料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更是二十世纪继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中国建筑方面的第二次大规模调查。经过十余年脚踏实地的工作，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已大大超过了以往。五、六十年代以政治史的分期为框架，以建筑功能类型、技术和造型风格为内容的比较宏观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叙述正在被这一时期以专题、个案为对象的中、微观研究所替代。前者强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对建筑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建筑社会学研究的先导；尤其是当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情况下城市发展特点的探讨，以及对工业建筑、城市中下层居住建筑、 农村和革命根据地建筑的调查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决定论的影响， 这种叙述把物质现象当作为“时代精神”的表现， 注重规律性和共性，也即社会因素的作用，忽视了或然性和特殊性，也即建筑业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形；而对政治史叙述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同也影响了对于中国建筑同时发生的现代化转变的充分认识。近十五年来，尤其是大陆方面在业师汪坦先生的首先倡导下，学者们改变了视角，开始将中国建筑业作为一个大的系统， 去探讨系统内部各个方面在外来影响下向现代化转变的具体过程和表现，通过对专题、个案的研究推进了学科总体的拓展和深化。以下笔者试就管见所及 对近十五年来这项研究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从以下九个方面在内容和方法上做一评述：1．关于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2．关于近代建筑的生产关系， 即建筑系统的现代化过程；3．关于近代建筑教育；4．关于近代中外建筑家；5．关于近代建筑类型与技术；6．关于近代市政与城市规划；7．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8．关于近代重要建筑作品；9．关于近代建筑思想。

1．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
分期问题其实是如何建构近代建筑史的写作框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近代建筑史写作必须与官方政治史的叙述相联系， 因此如何定义“近代建筑”，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整体特征便成为突出问题。八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重新开始时这个问题再次引起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应把近代建筑的产生与发展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发展变化的结果来考察，因而主张采用政治史研究的时期分段。(1) 还有学者认为应根据建筑本身的发展特点进行分期而不必与政治史一致。(2)笔者以为，在分期问题的讨论方面，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分期必须以对基本问题的研究为基础。而如何分期也应视具体研究主题而定，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不同主题在分期上完全一致。 随着研究的深入，主题的细分，我们对分期问题肯定还会有新的认识，关键是不能以“论”代史， 即不能把分期当作建筑史研究的目的。第二，建筑的发展无疑与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后者的变革是多层次、非同时的复杂过程，它们对建筑的作用也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建筑史研究的深化应体现在对它们之间关系揭示的具体化，而不是抽象化上。第三， 建筑是一门独立学科，对学科发展过程的揭示，构成了建筑史的专业特性。近代建筑史研究应该尽力去探寻中国建筑业、建筑科学、城市环境、建筑艺术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发展过程和具体特点。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不能相反，将建筑和建筑环境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辅助材料。
仅就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的宏观而言，笔者以为有四个时期非常重要。这四个时期都与当时政府的改革和行政举措有关，它们分别是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时期、 1902年到清末的新政时期、以及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的民国初期和成立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该期可再分为南京时期、重庆时期和战后时期）。目前学者们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即1927年至1937年间的建筑问题注意较多，但对其他时期的探讨还很不够， 或还有欠系统。 例如， 关于新政时期现虽已有为数不少的个案研究，但都没能将它视作一个整体。这一时期的建筑成就综合地反映在如下方面：1. 对以北京城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的市政设施进行了近代化改造；2. 建造了大量不同功能和造型类型的近代建筑；3. 通过全面学习日本，从日本引进了建筑的名词、近代建筑科学和许多建筑人才；4. 建筑学科在中国近代大学教程中得到确立；5. 出版了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建筑学著作；6. 传统砖木结构建筑体系实现了近代化。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筹策和促成的，它们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在中国建筑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在民国初期，由于新的国家政权在国家事务上的渗透还比较弱，地方的自治势力相对比较强大，由此造成的建筑现象与1927年之后有很大不同，因此也值得深入探讨。
在早期的分期讨论中还能看到一些将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类比为生物现象而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简单化做法。它体现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念，即将历史的主体统一化、匀质化、抽象化，进而试图发现它的发展规律。在操作上这种线性的历史写作大多是一种“大事记”编年，它将发生于不同空间背景下的历史活动按照时间顺序联缀起来，用时间的先后体现因果，而不顾实际的空间关联，也就是用时间消除了空间。(3) 它对建筑和城市问题的描述通常也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背景， 使得它们只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规律”框架的填充物，而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常常遭到了忽视。换句话说，这种写作最关心的是材料“有什么”，而不关心材料的“为什么”。针对这一情况，赵国文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非常具有启发性。(4) 他所强调的中国近代地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地域的角度打破了统一的和匀质的“中国建筑”的假设，在理论上促进了各地近代建筑研究的展开。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城市和建筑的近代化大致集中在七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除了台湾地区以外，还有以上海和南京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直隶）京津地区，以哈尔滨、长春、大连、沈阳为核心的满洲地区，以香港、广州、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以武汉、重庆、昆明为核心的华中和西南地区，和以青岛、济南为核心的胶州地区。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建筑的近代化各有不同的原因、过程和特点，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笔者主张，今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写作不妨采取“记事本末”的方式，以时空范围都比较明确的专题研究为主导，兼顾年代先后。各主题在时间上可有重叠，不必遵循看似清晰其实却简单化的线性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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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近代建筑的生产关系，即建筑系统的现代化过程
& ^( ~( Y: k: }  N: C中国建筑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建筑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化。主要表现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地产业兴起、 建筑法规的制定及自由建筑师的出现等一些方面。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伴随着人们对于经济体制的反思，建筑制度成为建筑业改革的一个焦点，近代建筑制度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受八十年代上海史研究的启发，笔者曾以上海为例，探讨了近代资本主义建筑制度在中国产生的过程和影响。(5) 笔者认为， 制度的变化是中国近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和现当代建筑的一个本质区别。笔者因此建议将“中国近代建筑”的时间范围定义为1840至1953年，也即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建筑制度开始在中国出现到被以“公私合营”为名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铲除之间。最近笔者注意到李海清先生对建筑制度问题也表示出高度的重视。(6) 从他的文章中还得知台湾王俊雄等先生已对民国时期建筑师制度的形成进行了研究。(7) 今后有关制度的研究或许还值得针对各地、各城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北京和满洲的情况显然就与上海很不相同。关于各地建筑法规，尚值得探讨的是其制定所参照的蓝本及其所针对的实际情况。法规与建筑形态和城市形态的关系亦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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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近代建筑教育
传统营造体系向自由建筑师体系和营造厂体系的分化和转变是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它导致了专业的内涵与职业运作方式的彻底变化。与自由建筑师的出现相关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筑教育。由于学校教育替代师徒关系成为传承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因此知识的来源所反映的外来影响以及学校教学体系所体现的人才知识结构无疑有助于理解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过程和特点。台湾建筑家黄健敏先生的文章“中国近代建筑教育溯往”(8)最早总结了近代中国建筑教育中办学和留学的过程，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学院派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其后，齐康先生和晏隆余先生在“近代建筑教育史略”一文中也对中国近代的建筑办学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9) 笔者在提交1990年“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的论文中就土木工学在中国近代建筑业中的地位、近代学艺于在华洋行的中国建筑师、近代建筑留学和多渠道办学以及建筑教育思想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10) 之后在“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发展及特色”和“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先行者：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两篇文章中又做了一些补充。(11) 在近代建筑教育的研究方面，徐苏斌女士的贡献十分突出。她以留学生为对象研究了 近代日本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经她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有关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已经基本得到厘清。(12)
' g. S& V* d, o& q) f! |' j近年有关近代建筑教育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成果， 其中包括徐苏斌女士关于京师大学堂教程和建筑的继续研究，(13)王俊雄先生关于中国早期留美学生的研究， (14) 以及伍江先生关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对现代建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15) 此外，潘谷西先生和单踊先生对苏州工专和中央大学建筑系的研究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16) 与该文所谈教师队伍问题相关的近代教育模式问题与中国现代化参照对象的变化有关，其结果或不限于教学内容一端，似仍值得深思。
! `2 f& |9 Y! p9 u5 }5 T) ^6 C" `9 ]近代欧美学院派建筑教育的情形应该是我们理解包括杨廷宝、梁思成在内的中国早期建筑家的创作和思想以及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发展的一把钥匙。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仍大有可为。王俊雄先生的论文“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建筑教育过程之研究——以宾州大学毕业生为例”，以及潘、 单论文中引注的顾大庆先生有关西方建筑教育发展的论文显然是一个重要开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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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近代中外建筑家
与古代建筑史不同，中国近代建筑史是一部“有建筑家”的历史。八十年代以来这项研究非常正确地把对人物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 在关于近代在华外国建筑师的研究中， 美国学者Jeffery Cody 先生有关近代著名美国建筑师茂飞的博士论文已被许多中国同行所引用。(18) 日本学者村松伸先生对一些在华外国建筑师也有专论。(19) 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比较突出的有黄遐女士所写的“晚清寓华西洋建筑师述录”，(20) 张复合先生所写的“20世纪初在京活动的外国建筑师及其作品”，(21) 和伍江先生所写的“旧上海的外藉建筑师”。(22) 但对这些建筑师的创作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在近现代中国建筑师中梁思成无疑最具影响。目前学界最深入的研究也集中于他和夫人林徽因。这方面既有由他们的亲友所写的纪实性的回忆和传记，又有清华大学师生和海内外学人们的分析性研究，涉及梁、林的历史方法论、城市规划和文物建筑保护思想以及建筑教育思想。近年来他们的建筑设计和思想也已引了人们的重视。(23) 应该注意的是， 他们的思想并非孤立，尚需联系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同时代中外建筑师的实践和当时西方流行的建筑思潮进行认识。如梁的“建筑可译论”就受到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将建筑类比语言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而林的“建筑意”概念似乎也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8 n; ?& F5 [$ t+ s5 O近代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建筑家正在引起广泛的重视。 1990年刘凡先生发表的有关吕彦直和其作品中山陵的论文是中国建筑界有关这位杰出的近代建筑家的第一篇重要研究。(24) 笔者也曾试对吕的创作语言进行了分析。(25) 1993年湖南大学纪念苏州工专建筑科的创办人柳士英先生诞辰100周年并出版了纪念专辑，(26) 可以说是柳士英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最近葛立三先生、徐苏斌女士、柳肃先生和日本土田充义先生等又对他在日本所受教育的情况以及建筑活动做了进一步的考察。(27) 侯幼彬先生对曾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虞炳烈也有专文研究，发现了许多有关这位因英年早逝而渐不为后人所知的杰出建筑家的宝贵史料。(28) 何重建先生对中国近代一套非常重要的建筑杂志《建筑月刊》的主编杜彦耿的研究也极富开创性。(29) 但除此之外，有关其他建筑人物的研究还很不够。刘敦桢先生是杰出的中国建筑史家，他与梁、林共同研究中国建筑史，但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与他们并不尽相同。然而目前除一些生平介绍之外，尚无对他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杨廷宝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建筑大师，目前仅有的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文学色彩过浓而历史研究太少，影响到该书的历史价值。 张鎛先生在晚年写成了回忆录性的《我的建筑创作道路》， 有大量篇幅是关于杨廷宝和他所在的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的记述， 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史料。几年前笔者借助已出版的《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并联系他学生时代的美国建筑教育情况，试析了他的建筑形式语言。(30) 但由于当时在史观上受正统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加之对现代建筑之前的西方建筑话语了解尚少，所以对他的创作所体现的一些思想的重要性认识还不深。近年有关杨的研究虽又有阮昕先生对他所受中国传统教育和学院派训练之间的关联所作的讨论，(31) 但似乎仍不足以反映他的成就 。 童寯先生也是公认的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建筑家之一，在对他的研究方面方拥先生曾做过大量基础工作，(32) 新近出版的《童寯文集》为开展对他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方便条件。(33)
+ m6 A% x% B% O5 H. m( N' y$ |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师的资料整理工作始于七十年代末《建筑师》杂志“新中国着名建筑师”专栏的介绍。八十年代的研究又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 较为系统的介绍有伍江先生关于近代上海的中国建筑师的文章 (34) 和张复合先生关于近代在北京的中国营造厂的文章。(35) 笔者曾试图编纂一本《中国近代建筑人名录》，已搜集到千余位中国近代建筑人名和部份他们的生平材料，并在“近代哲匠录”一文里介绍了其中35位影响较大者，(36) 但仍不足以概括近代中国建筑师队伍的全貌。记录中国建筑师队伍的整体状况需要行政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但现在中国至今尚无专门档案机构。由于中国长期忽视有关史料的记录与保存，了解到这些建筑家的生平、作品和著述的一般性情况已属不易，深入的研究更是难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界的一大憾事。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学界习惯于将中国近现代建筑师依照留学和在国内受教育的背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但事实上这种分类并不能反映当时中国建筑师多渠道培养方式以及注册登记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 以建筑师毕业和开业年代作为分别似更为可取。
+ {3 X" U( Y" d+ n, D" ~* m相对于建筑师个人，事务所和团体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值得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群体的关系和群体的运作进行研究。何重建先生对上海营造业从传统行会组织向现代协会组织转变的研究就是一个范例。(37) 法国学者娜塔丽女士曾经讨论过近代中国建筑师事务所中的校友关系。(38) 而事实上许多事务所内部的同乡关系也很值得注意。林洙女士在《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一书中对营造学社的研究也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 。(39)除了通过采访当事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以及通过查证营造学社各期《汇刊》复原了学社主要调查工作的过程之外，她还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其成员的组成，阐明了社会名流的加入对学社研究的顺利开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她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在以国家为赞助人的政府学术机构和社会基金会体制尚未建立之前，私人学术团体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组织策略。显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内部组织的解散导致的经济困难最终导致学社研究的终止。而久经宦海的朱启钤同时任用梁、刘二人是否意在引入竞争机制似也值得一问。建筑师的社会交往与业务无疑关系很大。基泰工程司的作品多政府建筑，华盖事务所的作品多商业建筑，其中原因何在就需要结合他们各自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另外，1927年成立的中国建筑师学会为了维护各成员的业务和团结，曾制定“公守戒约”，以阻止成员互相批评，这一规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健康的建筑评论机制，以及为何梁思成的一些批评只能针对外国人、已故的人和学会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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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近代建筑类型与技术
新建筑类型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应用也是中国建筑近代化的重要特征。五、六十年代的建筑类型研究注意较多的是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联系较大的新的功能类型，如工业、文化娱乐、宗教、商业，和居住建筑等。八十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继续深入，王绍周先生和陈志敏先生的《里弄建筑》一书在1987年出版，(40) 其他还有徐卫国先生对近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研究、(41) 刘先觉先生和杨维菊女士对南京工业建筑的研究、(42)台湾学者林沖先生对南方沿海城市骑楼建筑的研究，(43)以及已故学友董晓晶女士对近代铁路建筑的研究(44)等。工业建筑方面尤以乐卫忠先生为教材《中国建筑史》（新一版）(45) 所写的相关部份内容最为丰富。此外，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一些新的建筑类型体现了人们更为丰富的现代认知，如博物馆是普及现代文化的场所， 一直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重视， 它以对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问题的关注，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起到促进认同、教育大众和推动科学研究的作用，因而是重要的现代建筑类型。其他如纪念性建筑、综合游乐性建筑，乃至政府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如上述铁路建筑）也有类似作用，它们也都值得深入研究。
) O( y# [, M1 C# @7 \4 }, _在新建筑造型类型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起步较早。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对哈尔滨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的研究没有简单地将哈尔滨当作外来风格的波及地，而是探讨这种风格在当地的流行方式与欧洲的不同。(46) 由藤森照信先生领导的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十九世纪东亚地区流行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研究，(47) 这种建筑类型在19世纪的亚洲非常流行，牵涉到外来影响和地方特色，因此对它的调查和研究格外重要。以笔者管见，目前关于中国的殖民地外廊建筑的研究似乎尚停留在外形风格的层面上。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我们似乎还需进一步研究它与具体地方条件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建筑型制在造型和结构上的规律性。例如，笔者曾于1990年参观厦门鼓浪屿建筑， 当时注意到早期“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基座楼层（Ground Floor）在后来的同样风格建筑上趋于消失而变为基座，环廊也变为前后廊或正立面当中的阳台。五间拱券的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立面构图被两边实墙，中央外廊的三段式构图取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却不得而知。又如二十年代之前，“工”字形和“王”字形平面是中国公共建筑的两个常见平面。 这种建筑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结构方式上都迥异于传统的中国建筑， 如砖柱代替了木柱， 叠涩代替了斗拱，拱券代替了木梁枋，行架代替了抬梁式屋架，马口铁屋面代替了瓦屋面。地域上的相似性也使得它们更象是工匠依据某种程式所作的重复建造，而不象后来建筑师因地制宜所做的设计。这种建筑的立面也多有外廊，很可能脱胎于早期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但它们是否已经定型化的，其建造方式有无统一的规范尚有待研究。笔者曾试图寻找有关中国建筑现代化早期的建筑规程，发现了1910年出版的《建筑新法》一书。但该书虽不乏新技术原理的介绍，却并非施工规范。(48) 要搞清上述问题，或许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物调查和测绘分析，也即建筑考古类型学的研究。
2 u0 n# d" X- B! t9 Z对建筑类型的研究还可以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范围进行综合考查。 例如晚清新政时期， 仅北京就出现了洋式的住宅、衙署、 学堂、工厂、兵营、市政设施、监狱等大量新型建筑。对它们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意义显然要大于对单体个案的研究。
- Z0 l$ _# ~% W4 A对结构、构造、材料和施工技术的研究，笔者以为，应有两方面的目标：一是揭示近代中国在建筑的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二是使它们成为年代鉴定的考古类型学依据。在第一方面前辈学者如刘先觉和侯幼彬等先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第二方面中国的研究尚未起步。记得90年代初笔者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王世仁先生等参观1911年竣工的北京第一监狱，他曾敏锐地指出该建筑在窗的平券下方砌砖柱的做法有悖结构原理。这一现象表明当时平券的应用尚未成熟，我们或可据此推断采用平券，尤其是跨度较大的平券的建筑，大致建于清末和民国之后。又如，“板条抹灰”是中国近代建筑中隔墙和天花板的一种十分流行的构造做法，目前这一做法的起始时间尚不清楚。但如果考虑木板条加工技术的可行性，则其广泛使用必与电动锯木机械的出现有关。虽然近代电锯的来源和功能亦待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把它与电力的产生联系起来。北京“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和临近城市天津的“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都成立于1904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京津地区采用板条抹灰构造的建筑大致断定在1904年之后。同样采用瓶状或葫芦状栏杆，以及采用一种圭形悬垂状屋檐饰板的建筑也因需用电动工具加工而可判定大致的建造时期。总之，在近代建筑领域，技术方面的研究仍有大量工作值得做。由于许多重要的建筑物不仅体现了当时当地的最高设计和施工水平，且有较多的文献记录，所以借助对它们的研究确立一些结构和构造做法的年代标尺尤为重要。在这方面现有的一些关于早期建筑群体的研究极值得深入下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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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T( [4 f+ y$ J: N6．关于近代 市政与城市规划
现代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作为物质载体的城市在结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和管理方式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每个城市因为其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等条件的不同，在发展上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过程。 刘先觉先生根据城市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近代中国城市做了很好的分类： 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城市，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政治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城市，一般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以及日据时期经过规划建设的城市。(50) 乐卫忠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与城市的关系有很好的讨论，尤其是他所指出的近代城市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五十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城市政策非常重要。目前，关于近代旧城改造和 现代城市规划已有许多研究。 综合性的首推李百浩先生和刘先觉先生合写的“中国城市规划近代及其百年演变”，这篇文章对中国城市改造和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及重要文献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51)另外杨秉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也是一部比较综合地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史的著作。（52）其他个案性的研究还有董豫赣先生对北京香厂新区建设的研究，(53) 王蒙徽先生对1938-1942年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研究，(54) 陈伯冲先生和黄自良对南通的研究，(55) 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56) 包慕萍女士对的沈阳的研究(57)等。另外，洋务运动、晚清新政、近代地方自治运动对城市和建筑的影响，近代拆城运动、平民住宅运动、新村运动、古物保存运动以及中国现代市政人材的出现、市政和城市规划思想等等都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最近发表的包慕萍女士和村松伸先生的论文“1727-1826年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城市空间构造——民族史观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之一”(58) 是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向民族地区的拓展，对于促进多元化的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史研究很有意义。
. W& U) L. J6 g4 O) f' S9 ~( ?& J城市化不仅仅是建筑学的问题，论者需要具有较为综合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近年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中外著作很多，非常值得建筑学者们借鉴。(59)

7．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
, O3 v; W- ]( Q% `2 L: \大城市集中了人才、物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前沿和现代文明的窗口，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目前比较突出的有刘松茯先生对哈尔滨的研究，李传义、李江先生对武汉的研究，和张复合先生对北京的研究等。16本《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相继出版也是这些重要城市近代建筑研究的开端。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因为有多学科的大批中外学者的介入，因而更是成绩显著。数十年来同济大学几代建筑史家如陈从周先生、罗小未女士、王绍周先生、吴光祖先生、路秉杰先生、伍江先生和他们的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陈从周先生与章明女士合著的《近代上海城市建筑史稿》(60)和伍江先生的著作《上海百年建筑史》(61)是“同济学派”的学者们对这个重要都市建筑史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此外，何重建先生和他所在的原“上海建筑施工志办公室”的同事们对上海营造厂及建筑施工问题的研究，为过去比较单一的“乙方”（建筑师）的建筑史研究引入了“丙方”， 填补了被中国建筑史研究长期忽视的施工问题这一空白。(62)近年关于上海近代建筑的研究尚见钱宗灏先生的“外滩人文地理和建筑历史的变迁”(63)以及陆邵明先生的“近现代外滩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因素的演变研究”(64)等。其中前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外滩各地段建筑历史变迁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外滩房地产转让和兼并的过程，而且也复原了外滩的视觉历史。其考证之细，令人十分钦佩。外国学者的关于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著作有日本村松伸先生的《上海：都市 と 建筑， 1842-1949》(65) 和美国Tess Johnston女士的A Last Look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 等。 Johnston女士还有多部关于近代在华的外国建筑的著作， 如Near to Heaven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Old Summer Resorts， God and Country – Western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Old China，Far From Home –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Northern Treaty Ports，The Last Colonies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Southern Treaty Ports， 这些著作是16本《建筑总览》的极好补充。关于这些近代大城市及其建筑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尤其是上海丰富的地方文献以及目前中外学者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都为进一步研究它的城市建筑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的表现提供了极好的条件。(66)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客观上也为扩大对这两座城市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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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近代重要建筑作品
“中国近代建筑”根据创作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近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和近代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两类。目前在对建筑物的研究方面中外学者根据本国的需要而各有侧重，外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如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先生对日本建筑师在华建筑的研究 (67) 和华纳先生对德国在华建筑的研究。(68) 中国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张复合先生对北京许多重要建筑的研究和上述刘凡先生对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和建造过程的研究等等。
虽然建筑的研究有多种方法，但总的来说，目前对于建筑个案的研究在方法上仍有两点不足需要改进。一是目前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对基本史实的考证、介绍和对外观的简单描述之上，也就是说仅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建筑构图语言的比较细致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也就是关于“如何是”和“为何是”的问题的回答还不尽如人意。固然这种情况与近代建筑史料的保存现状有很大关系，但如果我们能够更自觉地采用联系和比较的方法，进行“文本的”和“文脉的”，也即形式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的分析，研究的深化尚有很大可能。以茂飞建筑师为例，他设计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燕京大学两校的体育馆在风格上虽然不同，但基本构图却是一致的，而他设计的燕京大学贝公楼、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和上海复旦大学简公堂则是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一种构图原型，即歇山顶的主楼与庑殿顶的两座配楼并置的三段式立面构图。其后，董大酉设计的大上海市政府以及杨廷宝设计的南京外交部办公楼，甚至他设计的南京大学图书馆和缪恩钊、沈中清设计的湖北省图书馆也都受到这一构图的影响。通过这种形式分析，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茂飞对中国风格新建筑的探索过程和他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影响。又如，1901年建的原美国驻华公使馆建筑采用的是乔治风格（Georgian Style），如果我们知道它在风格上与美国白宫和国会大厦建筑一致，则可理解该建筑设计所含有的国家意识。不足之二是一些研究对建筑问题的解释仅仅停留在大的宏观背景的影响之上，对于建筑创作主体能动作用的分析则重视不够。例如，对于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仿古问题，目前论者多以“复古主义”一概而论。 但倘若我们能做具体分析，则还可发现中国近代许多建筑师借鉴、参照的古代原型，除一般公认的“大屋顶”之外，还有很大的多样性，如梁思成设计的北平仁立地毯公司以斗拱为中国建筑的精华所在，杨廷宝设计的南京中央体育场对排楼的造型情有独钟，董大酉在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计中则试图采用模仿古代城楼，他们分别着意于中国建筑要素的装饰性、建筑类型上与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构图的相近性，以及中国建筑造型的体积感。这种多样性反映出中国建筑师个体在探索中国风格现代建筑过程中的不同追求和美学思考。以“复古主义”一词概括，则有可能抹杀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今后创作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除建筑师之外，建筑还是业主和营造商乃至社会多方面的综合产物。 研究建筑也需要注意这些不同方面的“声音”。最近发表的李海清先生关于南京原外交部办公楼的研究就是这种社会学方法的一个样例。 (69)
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 国内学者对建筑风格的判断和描述多感力不从心。这一是由于近代外来建筑风格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很难根据原本的风格特征进行定义；二是由于中国建筑史界对西方建筑， 特别是与近代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十九世纪以来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建筑研究还不够。所以，当前一方面应该加强西方建筑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应该提倡具体个案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化。张复合先生用“圆明园西洋楼式”概括近代北京的中西混合风格的建筑就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尝试。(70)

$ _6 [% Z: g1 f  C& s3 N2 z$ _* c9．关于近代建筑思想
中国近代建筑话语或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近代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建筑家在接受了西方建筑学的体系后，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建筑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考。现代性是非常广泛的社会学课题，包括国际主义与地方主义、 民族和国家、 城市化与乡村、社会化与个人、技术与艺术、商业化、工业化与艺术生产、乃至家庭、性别等大量问题。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仍集中于 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方面。笔者在“‘科学性’与‘民族性’—— 中国近代的建筑价值观”一文中也曾就这两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71) 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但受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建筑师队伍自身背景的影响，现代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种风格造型的选择而没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诚如一些师友批评的那样，该研究视野尚窄，需要做很大改进。但笔者至今认为，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7 D' C( Z6 O- k* v关于近代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曾有杨嵩林先生和侯幼彬先生的开创性研究。 (72) 目前这一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外国教会为使传教活动更易被中国社会接受而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建筑造型母题的使用；二，以南京中山陵设计为滥觞的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三，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及其对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的推动。关于这三方面最重要的 综合研究首推台湾傅朝卿先生的著作《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 —— 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73) 此书时空跨度之大，材料之丰富，至今无研究可出其右，且作者对西方近代建筑思潮了解颇深，视野非常开阔。唯分析上用四种“步趋”，亦即设计手法，概括近现代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现在看来还嫌简略。董黎先生的研究是在第一个方面的深化。他发现天主教建筑师格瑞斯奈（Reb. Albert Gresnight）对中国建筑原型的认识与茂飞不同， 因而他设计的辅仁大学建筑立面造型带有中国石牌坊的意味，与南方的宗祠而不是北方的宫殿联系较大。(74) 另外，中国近代建筑以及“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中的地方性问题也很重要，它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建筑特色的多元化的理解，厦门大学建筑群就是一例。很遗憾目前现有的研究还有欠深入。
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古建筑研究的专门机构， 以往论者多着眼其历史研究， 事实上它不仅主导了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 还主导了对于中国建筑风格特征的阐释。 关于梁思成所代表的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台湾汉宝德先生和夏铸九先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极具开创性。 (75) 他们指出梁的写作是以官式建筑为对象，在史论上受到了西方近代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认识不仅对于了解他的史学理论基础和所受的西方学术影响极为重要，也对从认识论方面反思当前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很大启发。 最近笔者也结合梁思成和林徽因所接触的西方建筑学术传统、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他们中建史写作的目的、主题、史论基础、体例结构和叙述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对他们的写作与当时西方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试做了阐释。读者或许还可从中看出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76) 从新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一书中笔者还看到赵辰先生在这方面也进行了颇具深度的研究。(77)
" T4 p, X  p4 J0 k3 R) Z7 U在建筑思想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建筑”并非一既定概念。其内涵有着一个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建构过程。它还与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概念的建构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多样性。如茂飞和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的理解虽然相似，但并不相同，前者注意到其象征性而后者强调其结构的理性。 刘敦桢先生的写作也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最近笔者看到网络上登载的崔勇博士 关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最新研究论文的目录，(78) 作者除了对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位学社最重要的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之外，还对学社其他成员的学术活动做了讨论。它反映出作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被主导性叙述掩盖甚至被后人淡忘的其他叙述，而这些叙述对于丰富我们的中国建筑认知十分重要。
# ~! j' v5 g1 e/ G# A6 [/ s, a对于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赵国文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论”(79) 一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笔者在“‘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中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其产生的时间、契机、中国建筑界内部的宣传和争议、中国建筑界的折衷倾向及其原因、它与中国现实条件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综合的考察和分析。最近又有上述伍江先生关于鲍豪斯在上海的影响的文章。徐苏斌女士对柳士英设计的中华学艺社大楼的研究反映出当时中国建筑师对建筑德国“分离派”建筑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外来影响在中国环境里所呈现的复杂性。(80) 另外，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李莹女士的经历也应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极富意义的一页。李女士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建筑与土木学士学位，之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师从Walter Gropius、Marcel Breuer 和 Alvar Aalto 等著名大师并获两校硕士学位。但非常遗憾，她的事迹目前尚鲜为人知。（而Gropius 的学生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黄作燊与郑观宣、陆谦受、王大闳和陈占祥等人合组“五联建筑师事务所”是否借鉴了Gropius 在哈佛大学的“协和建筑师事务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的组织方式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现代建筑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将城市问题视为重点，其对中国战后城市建设思想的影响也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0 p9 h' d- J4 Z* w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包括笔者的在内，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 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 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非常值得重视。

总之，个案问题是历史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生长点”。 近十五年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对个案的探讨极大地促进了学科整体的开放性、多元性、全面性和深化。现在还有许多的问题和个案摆在我们的面前。由于在近代时期中国建筑已变成世界建筑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在方法上应注意以同时的世界建筑，特别是欧美及日本建筑为参考体系，加强比较。由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又是受外来影响的直接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化，所以要加强对西方建筑，特别是十九世纪建筑发展的了解。目前，国内的外国建筑史教育，无论是古代的部分还是现代部分，对十九世纪（所谓的折衷主义时期）极其丰富多彩的西方建筑的介绍都过于简略，这使我们的建筑界对于西方建筑史的认识普遍比较肤浅狭窄，这不仅不利于丰富我们的建筑创作思想，而且也不能满足史学研究的需要。 所以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深化还有赖于中国国内建筑史总体水平的提高。
4 W0 ]! H" W  o. c" G/ |- E* \5 s' p中外比较的研究是一种整体的研究。上述对建筑系统的研究也是整体的研究。整体的研究还有其他层次，包括综合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跨学科研究，和以区域为单位的建筑文化圈研究、以群体为单位的建筑群研究，以及以单体为单位的建筑物的室内外及装饰的研究等等。
我们还应继续加强对包括人物资料、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在内的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学会作为官方机构，应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及早建立学会的档案馆。当前一些老一代建筑师尚健在，对他们的回忆进行记录和整理刻不容缓。已完成的《总览》是一批非常宝贵的实物记录。这项工作也值得继续扩展和深化。
% [; o9 A" B8 W6 C2 d* V8 {将对现当代建筑研究与对近代建筑的研究联系起来也是当前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研究方向。中国建筑的历史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在不断地被抛弃。 但愿近代建筑研究已经遭遇过的种种遗憾不再发生。

2001年秋于芝加哥

注释：
在本文完稿后， 笔者又获悉Jeffery W. Cody 先生关于茂飞的研究 Building in China --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35 和董黎先生关于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的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已分别由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和珠海出版社(？)出版。 另外， 由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教材）也已修改再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但很遗憾这些新着笔者尚未获读，暂无法于本文中评述，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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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所见（包括仅见标题）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新的研究：
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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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 s& z/ h8 E  |$ G6 M" `建筑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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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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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清、孙炼：“记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杨永生主编《建筑百家回忆录续编》，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彭长歆：“勷勤大学建筑系研究”，“2002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宁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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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3 z# O5 k( \建筑家研究：
沈振森《中国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建筑师沈理源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郭伟杰（Jeffery Cody）：“建筑界的蝴蝶：William Chaund关于现代建筑之宣言（1919）”；方拥：“跟童寯先生读书”；赖德霖：“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赵辰：“童寯与南京的建筑学术事业”；王浩娱：“必然性的启示——中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的客观环境及其影响下的主观领域”，赵辰、伍江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Li, Shiqiao（李士桥）: “Writing a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Liang Sicheng and Liang Qichao.”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Sep. 2002. pp. 35-45
4 C  o$ U' Y, t; [4 r* JLi, Shiqiao（李士桥）: “Reconstituting Chinese Building Tradition: The Yingzao fash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Dec. 2003. pp. 470-489
9 a4 p* p* B; q; B杨永生主编《建筑百家回忆录续编》，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陈伯超：“杨廷宝早年在沈阳的作品”，“2002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宁波，2002
彭长歆：“杨锡宗设计生涯述略——纪念岭南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诞辰110周年”，《华中建筑》（待发表）

建筑类型与技术研究：
李海清《中国建筑现代化转型之研究——关于建筑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的思考（1840-1949）》，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 h, L( u1 ^$ U6 l: \1 q/ a李海清：“选择与得失：从技术层面检讨‘中国固有式’建筑”；马大钢：“咸塘街——宁波近代民居与石库门建筑”；朱永春：“戊戌变法后中国书院的演进”；徐好好：“中国教堂建筑述略”，““2002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宁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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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
& y& N) t* ^% S- fJoseph W. Esherick (ed.):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_/ z" P5 `0 |( R王俊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首都计划之研究》，（台）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2
+ o& S+ L, m0 t, s李百浩：“图析武汉近代城市规划”；刘怡：“近代南京城市形态与建筑形式的演变”；刘域：“从长安街的变迁考察北京都市建筑的表现”；钱宗灏：“上海历史照片解读——上海和香港近代建筑发展之异同”，“2002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宁波，2002
! B: j4 A1 t' s  W; s" A; `徐雄、冯铁宏：“朱启钤与民国初北京之都市改造”，“纪念宋《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暨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宁波，2003
赖德霖：“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与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二十世纪初期的广州城市发展”，“广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广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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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s  \7 w) L7 o4 h- m. r建筑作品研究：
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南京，2002
张威：“海晏堂四题”，“2002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宁波，2002
赖德霖：“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纪念宋《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暨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宁波，2003
: v' n6 E( i" f6 Q3 c6 V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4.30
' g0 o5 e1 O" [' m* j" T
  w' T) v7 S4 f5 O3 I+ |% ~: L2 d建筑思想研究：
贾倍思、贾云艳：“‘新建筑’还是‘革命’：中国建筑先行者们的选择”，朱剑飞：“政治的文化：中国固有形式的建筑在南京十年（1927-1937）”，赵辰、伍江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6 G6 F9 w5 s" Z$ Q* ]4 E, A. p曲少杰、杨宏烈：“中国近代现代建筑民族风格的审美探索”，“纪念宋《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暨宁波保国寺大殿建成9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宁波，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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